一是汇率在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发挥更多调节作用。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还将延续。正如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，中国货币政策应该、也能够做到“以我为主”，其中的关键就是让人民币汇率发挥更多调节内外均衡的作用。

二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性加大影响外资流入。3月以来，全球疫情叠加俄乌冲突、美联储启动快加息等外部冲击，可能引发外资阶段性撤出迹象。

三是美元指数“破百”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强牵扯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美元指数开启新一波上涨，特别是4月以来美元指数在日元急贬的助推下“破百”。而2015年“8-11”汇改以来，美元指数在100以上运行的时间并不多，此番“破百”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值得关注。